【约翰·格里森姆】短篇推理小說（全書完）
超級說客
作者：約翰·格裏森姆
譯者：郭坤
五年前，布萊克太太在大利人壽保險公司為17歲的攣生子唐尼和隆尼投了家庭健康保險。在唐尼得了白血病需做骨髓移植手術時，保險公司卻以種種荒唐的借口拒付醫藥費，以致貽誤了唐尼的治療時機。布萊克太太為討回公道而起訴保險公司。剛從法學院畢業的魯迪出於義憤，毅然擔任了市萊克一家的辯護律師，在法庭內外與財力雄厚的保險公司及經曆豐富的訟棍們鬥智鬥勇，曆盡各種威脅利誘與艱難曲折，後來終於髒訴，可望贏得巨額賠償。正義仿佛得以伸張，魯迪也仿佛可以名利雙收了，但保險公司突然宣告破產，原告和魯迪分又未得……
正義何以伸張
——代譯序
蔣道超
美國人勇敢大膽和富於冒險的精神使美國長期以來在經濟上成為世界的奇跡，然而，在法律和政治領域，美國人所表現出的保守與現實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雖然商賈大亨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頻頻曲解和踐踏法律或者賄賂議員，但普通老百姓仍然堅信法律和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善和廉潔的。實際上，每當法庭判決誰的財產或自由受到冒犯時，結果常常做出有利於雇主而非雇員的判決。美國作家約翰·格裏森姆的第六部暢銷書《超級說客》以犀利的筆觸抨擊了當代美國以大利公司為代表的保險行業的欺詐行徑和草菅人命的殘忍做法，揭露了某些律師唯利是圖的鑽營伎倆、冷漠的人際關系及人性的扭曲，同時贊美了剛從法學院畢業具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年輕律師魯迪·貝勒，表現了作者對醜惡現實的痛恨和對下層普通百姓的同情。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在美國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與作者書中所表現的鮮明態度和深刻主題是分不開的。下面筆者從三個方面作詳細論述。
一、草菅人命，橫行霸道
在美國，一個案子的判決取決於法官、律師和陪審團。因此，一個犯了罪的個人或團體會否被法庭判為有罪並使其得到應有的懲罰，除了取決於確鑿的證據外，還取決於法官公正與否、律師的能力大小以及陪審團的人員組成。正是由於這些，社會上才濁流橫行，弱肉強食，惡人逞瘋狂。就像作者對司法系統感到失望時所感歎的那樣：“這個像在裝配線上進行流水作業一樣的司法系統，有一條令人沮喪的邏輯。在離這個法庭不遠的地方，此刻就坐著一批身穿桔黃色連衫褲手上帶著銬子的強奸犯、殺人犯和毒品販子。連把這些惡棍一個一個地篩一遍，讓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法庭都沒有充足的時間，哪裏還能指望它關心一個遭受丈夫折磨的婦女的合法權利？”
大利保險公司在社會上有一個壟斷的地位，控制著金融界，壟斷著房地產，“他們感染上一個病毒，華爾街就會上吐下泄一星期”，“而當利率下調，他們的投資收益猝然下降時，他們就會跑到國會山，要求進行所謂的改革”。另外，即使它犯了法受到指控，它一方面可以化高薪聘請最有名的律師一另一方面可以依賴官府的包庇。也就是說，大利保險公司的影響力是強大無比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動搖得了的，所以，它得以肆無忌憚，草菅人命。多特和巴迪五年前為兩個17歲的兒子買了人壽保險。唐尼·雷得了白血病後，他們多次寫信讓保險公司出錢為他做骨髓移植手術，但公司一個子兒也不給。不僅如此，公司還在第八封回信中辱罵他們“愚蠢之至”。大利公司的專橫霸道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用作者的話說，“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驚，寫信人顯然確信多特和巴迪決不至於會拿給一位律師看。”
大利公司不僅對貧窮的沒有地位的投保人進行欺騙威嚇，對他們的死活不管不問，而且對自己的雇員也任意摧殘躁躪。傑基·萊曼西支克原來是它的雇員，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大利工作期間，被迫和好幾個上司睡覺。她一旦拒絕他們的要求，就會受到各種迫害打擊。她在法庭上作證時對大利公司的控訴催人淚下。她說：“只要我唯命是從，他想幹什麼就讓他幹，我的工資就會增加，職位就會提高。但是在我厭倦了這種關系並和他斷了來往以後，我馬上就被降職，從高級理賠審核員降到了一般的理賠員。”另外，他們“糟蹋理賠部的年輕姑娘是出了名的”。大利公司的頭頭腦腦們根本就沒把這些雇員看作人，只不過把她們視為任他們擺布玩弄的對象，供他們發泄獸欲的工具，完全剝奪了她們的自尊。他們只把她“當成了一塊肉”，“一盒糖果，被他們在辦公室傳來傳去，誰想吃都可以吃”。
大利公司為何這麼猖狂、霸道、為所欲為呢？我們認為，除了因為這些受害人地位低下，經濟貧困沒錢請律師為他們伸張正義外，主要還因為公司一方面有像大法官黑爾這樣的執法人為它撐腰，另一方面有當地實力最雄厚的特倫特與布倫特律師事務所為它作後盾。特倫特與布倫特是“本州最大、最為自負、聲望最高、而且最富的律師事務所，律師達120位之多”，它的“人員是清一色出生於社會中上層的男人，又都畢業於名牌學校，參加著名的宗教團體”。更使它如虎添翼的是，法官哈維·黑爾和大利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列奧·F．德拉蒙德30年前在耶魯念法學院時是室友。面對這樣的對手，連布魯索這個與當地政客和警察有密切關系、走進監獄馬上就可獲釋的人也懼怕三分。
二、重壓下人性的扭曲
《超級說客》不僅反映了法律的破綻和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而且反映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平民百姓的艱辛以及在社會重壓下人性的扭曲。布魯索和普林斯在孩童時代就是朋友。普林斯是尤吉酒家的老板，“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廣大的人之一”。據說他還有更見不得人的一面：他和一幫有前科的人辦脫衣舞俱樂部，曾經兩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因為賭博，一次是因為擔當賭注登記經紀人，但兩次庭審都因為陪審團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而不了了之”。他還偷稅漏稅，采取不入賬的辦法，一年獲得款項達10萬美金之巨。他的朋友布魯索自己辦了個律師事務所，他“比市長本人認識的警察還多”。他辦公室的牆上掛著各式各樣的步槍、毛瑟槍。辦公室裏還有一個“染得高高的魚缸，混濁的水中幾條微型鯊魚在遊來遊去”。這鯊魚和各種武器也許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會的特性，即在社會中，人的處世哲學就是大魚吃小魚，不惜一切手段獲得自己的利益，因為軟弱的人必被踐踏和吞沒，惟有自己強大才能生存下去。從法律意義上說，這兩個人是社會蛀蟲，理當被正法，但他倆最後仍然逍遙法外。
我們作為讀者應怎樣看待這兩個社會渣滓呢？我們能否把他們的行為看成是對政府、制度不滿和消極抵抗的一種特殊形式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魯索雖然幹一些不光彩甚至違法的事，但他們倆始終是朋友不說，還畢竟願意為別人提供幫助。魯邊在捉襟見肘時，普林斯總是給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機會。當然他也是在剝削魯迪的勞動，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美國找到工作，尤其是較為固定的打工機會也是很難的。魯迪被懷疑為縱火者，走投無路時，又是普林斯主動提出幫他解決問題。魯迪在加入布魯索小事務所時還擔心布魯索在聘用表格裏“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將來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進我的肉體”，但實際上“並無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這裏給我們的暗示也許是，大事務所看上去雖富麗堂皇，裏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實際上，他們卻幹著卑鄙的勾當；布魯索和他的事務所雖令人惡心，但卻遠非那麼肮髒。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們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樣，遵守職業道德與做人道德，與人為善，那他們也會貧困潦倒不說，也可能像布萊克家和凱莉一樣成為被騙、被害的對象。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林斯和布魯索采取這種態度，從側面說明了他們所處的社會逼迫他們要走那樣的道路，也就是說，他們的行為是社會重壓下人性扭曲的結果。要說錯就錯在社會，因為生活於其中的個人是無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會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證時，道出了世間的炎涼。“她給大利公司寫過許多信打過多次電話。她還給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們寫信打電話請求幫助，但她的努力全無結果。她上門打擾過本市的多家醫院，請求他們提供免費治療。她還把朋友和鄰居們組織起來募集醫療費，但結果同樣很慘。”
普林斯和布魯索的人性雖然在重壓下發生了扭曲，但他們畢竟還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機鑽營，和社會對抗，過著優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給自己帶來痛苦和不幸外，還給別人帶來身心的摧殘。克利夫·賴考是開叉車的，本領沒有，卻老是做夢想去大俱樂部打棒球。大概由於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他老是心情煩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裏不顧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凱莉。她已經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鋁質棒球棍打傷。她有一次肋骨斷了幾根，另一次，腳骨被打斷，還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凱莉卻難以和他離婚，因為他威脅她不得離婚，否則他就殺了她。凱莉對魯迪說：“我挨揍挨膩了。我要不撤回起訴，他會殺死我的。”
從克利夫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於和凱莉在高中時就戀愛且由於不慎讓她懷了孕，不得不離家逃到孟菲斯結了婚，因為他們兩個家庭之間有嚴重的恩恩怨怨。這樣一對大孩子在一個新城市開始了婚姻生活。我們可以想象作為一家之主的克利夫承受著多麼大的生活壓力。他夢想著進入大俱樂部打球，就是希望賺更多的錢，好改善家庭生活，也許想提高自己在愛妻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他越是帶著這樣的期望，心中的壓力就越大，結果只能是靈魂遭到嚴重的扭曲，飛了愛妻，葬送了自己可悲的性命。誰之過？
三、物欲橫流，人倫喪失
魯迪作為此小說的敘述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能力，有魄力，年輕氣盛，疾惡如仇，同情弱者。他在小說的開始不顧老父的強烈反對，帶著革除時弊，匡扶正義的抱負進入了法學院，但在小說的結尾處，他發誓再也不幹律師這一行，連當一個陪審員也不願了：“我決不，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再和法律發生關系。”因為他在為布萊克一案作辯護律師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了這個世界的黑暗，法律遭到踐踏的可怕，人倫的喪失，代之而起的是人對物的膜拜。魯迪有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後，渴望以良好的職業道德去為顧客服務，為不平伸張正義。他准備勒緊戴克的韁繩，“不讓他去追逐每一場災難”，因為在魯迪看來，“只要努力工作，盡心盡意地為客戶服務”，他們就能賺到錢，過一種像樣的生活，而且還有希望發展壯大自己的事業，“以更高的敬業精神從事這一職業”。但戴克跟魯迪的想法卻大相徑庭。他認為外面的世界是嚴酷混亂的，律師們為了填飽肚皮，為了搶到一個案子真是拼個你死我活，因為“人家不會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給你白白送上門”。
戴克原在太平洋保險公司幹了18年，後來念了5年法學院夜校，畢業後為布魯索工作，但還沒拿到律師資格證書。坦白地說，他給人留下的印象並不好。首先，他缺少男人的魅力，臉上還有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下巴簡直就沒有，鼻子上現出了一條條皺紋，上唇向上翻，露出4顆大門牙。其次，他愛酒，愛煙，更是嗜賭成性。所以，他老婆和他離了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他雖然平時膽小如鼠，可一旦跟蹤起車禍的受害者、沉船的受害人或其他曾投保而遭到不幸的人，卻是個十足的、無恥的江湖騙子。他在鼓動受害人委托他當律師時，根本不顧職業道德，當然也顧不上受害者當時多麼痛苦。不過，他還畢竟有自己所理解的職業道德。他認為，律師應該為他的委托人盡力，不讓自己竊取錢財，盡量不說謊。這裏作者的用意似乎是想告訴我們，戴克使用的方法雖不近人情，但畢竟還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搶生意。跟那些大事務所比起來，他的卑鄙和無情恐怕還是小巫見大巫。特倫特利用自己的雄厚勢力和對方打無休止的文件戰，直到把對方和陪審團拖垮，放棄任何努力。另外，他們還安裝竊聽電話，掩蓋事實真相，為了讓委托人多付錢，就想盡一切辦法拖延在庭上的講話時間。總之，他們心中想的是案子能帶給他們的大把大把的鈔票，而且天理人倫於不顧。
法律界人們不講倫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中，天理人倫也喪失殆盡。作者特別選取了包娣小姐為例來揭露這一社會弊端。包娣小姐是一位老寡婦，年近八旬，有兩個兒子和一大批孫兒孫女。第二個丈夫去世時，給她留下大約4萬美金的遺產，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筆錢被放在佐治亞州一家大銀行的信托部。她在為柏樹花園老年公民大樓一幫孤殘老弱的人服務。她是個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因為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裏，她子孫都不孝順，很少來看望她，所以她憤恨地對魯迪說：“我那些不孝子孫可讓我氣壞了。我要把他們的名字從我的遺囑裏抹掉。”後來他的兒子媳婦們不知從什麼渠道得知她有數千萬錢時，不僅爭相為她管理事務，而且把她接回到佛羅裏達州的家中，對她百般孝敬。她在他們那兒也度過了一段好時光，連魯迪都為她感到高興。但好景不長，等他們打聽到她的真實財產，而且她的身體又那麼好時，“他們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瓊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個卑鄙的小娼婦。朗道夫又忙著打高爾夫球，從來不回家。德爾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場上。”幾個孫子“只要一起床，馬上就連影子都不見了。”更有甚者，朗道夫整天纏著她簽一份委托書，授權他處理她的一切事務。他就差說讓她立即死去了。
很顯然，作者對於社會的醜惡十分憎惡，對於普通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他在小說的後半部分讓魯迪這個剛拿到律師資格的新手，在富有正義感的法官基普勒的幫助下，得到了具有同情心的陪審團的支持，使大利公司對多特做出高額賠償。同時，魯迪成功地將凱莉從魔爪中拯救出來。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書中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多是下等黑人和白人老百姓。而且，這些結果只不過讓富有同情心與正義感的人們心理上暫時得到滿足罷了，因為法庭宣布了大利公司應作巨額賠償的判決後，大利公司便急忙轉移出自己的資產，然後突然宣告破產，導致布萊克一家及其律師魯迪分文未得。為所欲為、作惡多端的大利公司又一次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脫了法律對它的公正的懲罰，試問法律何用？！天理何在？！正義何以伸張？！
[ 本帖最後由 gi02 於 2012-8-10 11:04 編輯 ]
